关键词： 串通投标罪；无罪辩护；构成要件；无罪判例；形式犯与实质犯；合规不起诉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专项整治背景下的辩护困境
招投标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预防权力寻租的核心机制。然而，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围标”“串标”“陪标”等乱象屡禁不止，严重侵蚀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近年来，随着纪检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强化，串通投标罪的刑事追诉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串通投标罪案件1,200余件2,800余人，案件数量较五年前增长近40%。这一数据的背后，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行业清源”行动的深入，以及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持续推进。
然而，在案件数量上升的同时，该罪名的无罪判决率却极低。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样本来源，以“串通投标罪”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刑事案件文书总量达数千份，但明确宣告无罪的判决不足1%。这一“低无罪率”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两层现实：其一，串通投标行为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确实模糊，且在专项整治的政策环境下，司法机关倾向于“从严从重”认定；其二，辩护律师在面对该类案件时，往往缺乏系统的无罪辩护方法论，导致大量本应出罪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即被“截流”。
更值得警惕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入罪扩大化”倾向。具体表现为：
- “以罚代刑”的逆向转化： 部分办案机关将本应行政处罚的借用资质、挂靠投标行为拔高为刑事犯罪；
- “结果推定”的证明逻辑： 在未严格审查“损害后果”及“主观故意”的情况下，因存在围标表象即轻易入罪；
- “混同认定”的法律错误： 将串通拍卖、挂牌出让中的串通行为错误地以串通投标罪论处。
因此，系统梳理串通投标罪的无罪裁判要件与逻辑，对刑事辩护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案例实证”的双轨研究方法。在规范层面，引入刑法教义学中“形式犯与实质犯”的分析框架，对串通投标罪的犯罪构造进行解构；在实证层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数据库中筛选十篇具有代表性且说理充分的无罪/不起诉案例（含法院无罪判决与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提炼出串通投标罪无罪的五大裁判规则。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
- 引入分析工具： 以“形式犯与实质犯”区分理论解释串通投标罪的司法认定逻辑，揭示其从“行为犯”向“结果犯/情节犯”的实质回归；
- 体系化整理： 将散见于上百份判例中的无罪理由整合为“五维递进式”辩护体系，形成可复用的分析框架；
- 动态化更新： 纳入2024-2026年最新的不起诉案例与企业合规改革实践，保持内容的前沿性。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释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与司法认定难点；第三部分以十篇案例为样本，分类呈现无罪裁判的核心观点；第四部分将案例要点整合为“五维递进式”无罪辩护策略体系；第五部分结合认罪认罚、合规不起诉等制度，提出辩护策略的整体优化建议。
二、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与司法认定难点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规范解构：从“形式”到“实质”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串通投标罪涵盖两种行为模式：一是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且情节严重；二是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
从刑法教义学的视角看，对本罪的理解可以从“形式犯”与“实质犯”这对范畴切入。所谓形式犯（或称“抽象危险犯”），是指立法者基于一般生活经验，推定某种行为类型具有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该行为即构成犯罪，无需在个案中证明具体危险或实害结果。所谓实质犯（或称“具体危险犯”“实害犯”），则要求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具体证明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或具体危险。
串通投标罪的性质定位：从“形式犯”向“实质犯”的立法演进。 回溯立法史，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串通投标罪。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设本罪时，立法者曾考虑过“行为犯”模式——即只要实施串通投标行为即构成犯罪。但最终通过的条文明确加入了“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及“情节严重”的要件，表明立法者选择了“实质犯”立场——仅有串通行为并不足以入罪，还需要证明造成了实质损害或达到了情节严重程度。
这一立法定位在司法实践中被部分虚置。许多判决书习惯于“先定罪、后找损害”——先认定串通行为成立，再套用“中标金额200万元以上”的立案标准，但对“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的因果关系论证严重不足。这正是本文主张“实质判断”而非“形式入罪”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可解构为以下四个层次：
1. 客体要件：复合法益的保护——公平竞争秩序+财产权益。 本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复合性：表层是招投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制度法益），深层是国家、集体、投标人、招标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个体法益）。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某一串通行为虽然形式上违反了招投标程序，但经审查未造成实际财产损害，且未严重动摇市场对招投标制度的信任时，应审慎入罪。
2. 客观要件：双重行为模式+情节严重门槛。 本罪的行为包括两种：
- 投标人之间的串通： 需同时满足“串通投标报价”+“损害他人利益”+“情节严重”三个条件；
- 投标人与招标人的串通： 需满足“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
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第六十八条明确了六种情形，其中最常见的是：(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2)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3)中标项目金额200万元以上；(4)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5)两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串通投标。
3. 主体要件：特殊主体——“投标人”“招标人”的法律内涵。 根据《招标投标法》，“投标人”是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招标人”是指依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然人虽可成为本罪主体，但必须是以“投标人”或“招标人”的身份参与。这一要件的关键功能在于：排除不具有招投标主体资格的人员入罪——如仅提供辅助性劳务的员工、已注销的招标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等。
4. 主观要件：故意——需有“意思联络”。 本罪要求行为人明知其串通行为会损害招标投标秩序及他人利益，仍决意为之。这里的“意思联络”是核心——必须证明各行为人之间存在关于“串通投标报价”的共同意图。仅有投标单位之间的表面关联（如同步报名、注册地相同等），而无“协商报价”的直接证据，不能推定主观故意。
（二）司法认定的四大难点与理论澄清
尽管法律条文看似清晰，但在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罪的认定充斥着大量争议，以下四大难点是辩护律师必须重点关注的：
难点一：串通投标罪究竟是“行为犯”“结果犯”还是“情节犯”？——实质判断的必要性
这是理解本罪最为基础的问题。从文义解释看，《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标人之间串通需“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且“情节严重”——这里同时包含了“损害结果”和“情节严重”两个要件；第二款规定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需“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同样要求实害结果。
这表明，串通投标罪在立法上被定位为“结果犯”与“情节犯”的复合体——不仅要有串通行为，还需满足“损害后果”+“情节严重”的双重要件。因此，辩护律师应坚决反对“一经串通即构成犯罪”的形式化判断，坚持实质判断的立场。
难点二：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违法”不等于“犯罪”的区分标准
串通投标罪是典型的行政犯——以违反《招标投标法》等前置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并不意味着所有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借用资质投标（挂靠）可能违反《招标投标法》及《建筑法》，应受行政处罚；但若被挂靠方对串通行为不知情、未参与决策，不应因“出借资质”这一行政违法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律师应坚持“三层次审查”：第一层——是否违反《招标投标法》？第二层——是否同时满足刑法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第三层——是否达到了“情节严重”的追诉标准？只有三个层次均得出肯定结论，才能定罪。
难点三：“串通拍卖”与“串通投标”的界限——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法律定性问题
这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拍卖与招标投标在运作机理上存在本质区别：拍卖的核心是“价高者得”，适用《拍卖法》；招标的核心是“综合条件最优者得”，适用《招标投标法》。由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仅规定了“串通投标”的刑事责任，而对“串通拍卖”未作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串通拍卖行为不能以串通投标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则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90号指导性案例中得到确认。然而，在基层办案中，将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挂牌属于拍卖的一种特殊形式）、国有资产竞拍中的串通行为错误认定为串通投标罪的情形仍然时有发生。辩护律师在接手案件之初，应将“交易方式的法律定性”作为第一步审查事项。
难点四：招投标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时的罪名适用——“不法的招投标”能否产生“合法的入罪”？
实践中，大量工程项目存在“未招先干”——在招标程序启动前，施工方已实际进场施工；或者招标程序严重违法（如招标代理机构已注销、未发出中标通知书等）。在此类案件中，提出如下问题：一个本身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招投标”活动，能否成为串通投标罪的适用前提？
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串通投标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是保障合法的招投标程序的公正性。如果招投标程序本身严重违法——“招标”徒具形式、不具备法定条件、中标通知未发出，那么“串通”行为所破坏的并非受刑法保护的合法秩序，而是一个无效的程序外观。谭立新案（（2016）辽14刑终234号）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招标条件不具备、招标程序未完成、工程系“内定”的情形下，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前提即不存在，不应以本罪定罪处罚。
三、串通投标罪无罪/不起诉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
为揭示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罪的无罪裁判逻辑，本文选取十篇具有代表性且说理充分的案例（含法院无罪判决与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按照无罪理由进行深度剖析。
（一）无罪路径一：行为性质之辩——串通拍卖不构成本罪
典型案例1：郑裕雪、郑裕浪等串通投标案——“串通拍卖”无罪案
- 案号： （2018）浙0327刑初187号
- 案情概要： 2013年，苍南县人民政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挂牌出让”方式处置某补征地块。被告人郑裕况等人在获知该地块挂牌出让公告后，筹集保证金并挂靠房地产开发公司参与竞拍。后因建房户为顺利得标，被迫向被告人支付32万元“好处费”，被告人随即退出竞拍。公诉机关以串通投标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
- 争议焦点： 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串通竞买的行为，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
- 裁判观点： 法院从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说理：
- 第一，挂牌出让与招标投标的法律属性不同。 挂牌属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所规定的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形式之一，其运作机制是在挂牌期限内，报价最高者竞得。这一机制与《拍卖法》规定的拍卖更为接近——“价高者得”，而非招标所追求的“综合条件最优者得”。
- 第二，法律未规定串通拍卖的刑事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串通投标罪仅针对招投标活动中的串通行为，对拍卖、挂牌中的串通行为未规定刑事责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类推适用。
- 第三，《招标投标法》适用范围有明确界定。 《招标投标法》第二条规定，该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挂牌出让不属于“招标投标活动”。
- 结论： 被告人串通拍卖的行为不构成串通投标罪。
- 案例价值： 本案是“串通拍卖无罪”的标杆性判例，确立了“严格区分招投标与拍卖”的核心裁判规则。辩护律师在办理土地出让、国有资产转让等案件时，应首先审查交易方式的法律定性，若属于拍卖或挂牌而非招标，即可主张无罪。
同类案例印证：九江湖口石化公司串通投标案——询比价不构罪
- 案号： （2018）赣0403刑初569号
- 案情概要： 某石化公司在原油采购中采用“询比价”方式——向多家供应商发出询价函，在参与报价的客户中挑选报价最高者成交。公诉机关指控该公司与其他客户串通报价构成串通投标罪。辩护人主张：询比价采购既非《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招标，亦非《拍卖法》规定的拍卖，是一种特殊的竞价买卖方式。
- 裁判观点： 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明确指出：询比价采购本质是一种竞价买卖方式，与招标投标在概念内涵、标的、目的及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该行为不构成串通投标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 案例价值： 本案进一步拓展了“非招投标行为出罪”的边界，提醒辩护律师注意区分竞价、询比价、竞争性谈判等不同交易方式的法律属性。
（二）无罪路径二：程序违法之辩——招标行为不合规、不真实
典型案例2：谭立新串通投标案——“内定工程”无罪案
- 案号： （2016）辽14刑终234号
- 案情概要： 2012年，葫芦岛市第八高级中学拟新建教学楼，但因资金问题需承建方全额垫资。招标方与施工方在招标前已商定由特定施工方垫资承建。该施工方于开标前已进场进行施工准备工作。后虽有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但经查，该招标代理公司已被注销，且未发出中标通知书。公诉机关以串通投标罪对谭立新提起公诉，一审认定有罪。谭立新上诉。
- 争议焦点： 在招标条件不具备、程序严重违法、工程实际为“内定”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
- 裁判观点： 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其裁判逻辑层层递进：
- 第一层：程序前提缺失→招投标关系不成立。 法院查明：涉案工程缺少相关手续、资金未落实，不符合法定招标条件；被委托的招标代理公司已被注销，无权代理；招标程序未完成——未发出中标通知书。因此，“垫资承建的单位并非法律意义上由该招标程序产生”，不能用串通投标罪评价该行为。
- 第二层：未损害他人利益。 其他两家投标公司均未制作标书、未到现场投标，证明其并无真实投标意向，系应招标方要求“陪标”。故不存在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之说。
- 第三层：系真实意思表示，未损害招标方利益。 工程系“内定”，是招标方与施工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工程已竣工并投入使用，未有证据证明工程损害了国家或集体利益。
- 案例价值： 本案是“程序违法出罪”的标杆性判例。其核心裁判逻辑可表述为：“程序严重违法—招投标关系不成立—主体不适格—无罪”。对于“未招先干”“程序空转”“先定后招”等招投标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若程序瑕疵严重到足以否定“招投标”的法律性质，则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前提即不存在。
典型案例3：周正文串通投标案——仅有“招投标之名”而无“招投标之实”
- 案号： （2017）湘0111刑初682号
- 案情概要： 海斯公司以“邀请招标”方式对土石方工程进行招标。周正文代表大坤公司参与投标。评标后，海斯公司口头通知大坤公司中标，但未发出中标通知书。双方随后签订的《施工合同》在单价、工程量、违约责任等实质性条款上与投标文件存在多处差异。公诉机关指控周正文为大坤公司找来其他公司“陪标”，构成串通投标罪。
- 争议焦点： 招投标程序严重不完整（未发出中标通知书、合同内容与投标文件不符），行为人是否仍具备“投标人”主体资格？
- 裁判观点： 法院从主体资格和行为特征双重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 从主体资格看——未发出中标通知书=不存在中标。 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法院认为，“中标”需以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为标志。本案中仅有口头通知，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为中标。既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中标”，则涉案行为不属于招投标行为，行为人不符合“投标人”与“招标人”的特殊主体身份要求。
- 从行为特征看——事后合同形成新法律关系。 《施工合同》系双方在招投标程序之外另行协商的结果，其核心条款与投标文件存在实质性差异。这表明双方已超越招投标程序，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合同相对方关系，而非招标人与投标人关系。
- 结论： 被告人不符合串通投标罪的犯罪主体构成要件，宣告无罪。
- 案例价值： 本案确立了“程序不完整→招投标关系不成立→主体不适格→无罪”的递进推理链条。值得关注的是，法院通过援引《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将行政法律规范作为刑事认定的前置依据，体现了行政犯的认定方法。
（三）无罪路径三：主体资格之辩——行为人非适格主体
典型案例4：公司单位犯罪排除案——单位未参与、不知情
- 案号： （2019）冀1081刑初449号
- 案情概要： 某公司为下属分公司提供建筑资质，后分公司负责人借用其他公司资质实施串通投标。公诉机关指控总公司构成单位犯罪。
- 争议焦点： 总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仅因提供了“建筑资质”即被指控为单位犯罪，其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
- 裁判观点： 法院从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出发进行审查：
- 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 单位犯罪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单位意志、单位名义、利益归属。
- 本案的分析： 总公司为分公司提供资质是履行承包合同的约定义务，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在分公司负责人实施串通投标过程中，总公司未参与决策、亦不知情；违法所得未归总公司所有。
- 结论： 被告单位不构成犯罪。
- 案例价值： 本案确立了串通投标罪中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单位意志、单位名义、利益归属”三要件缺一不可。对于仅出借资质、未参与具体招投标行为的公司，不应因员工的个人犯罪行为而承担单位刑事责任。辩护实践中，应重点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单位决策机构（如股东会、董事会）作出了串通投标的决定？违法所得是否进入了单位账户？
典型案例5：林某串通投标案——“基层员工”出罪案（2025年最新案例）
- 案件来源：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2025年代理案例
- 案情概要： 林某大学毕业后即在某医药公司上班。入职第二年，因公司投标三千万医药自动化项目，林某帮本公司购买招标文件、制作标书，同时根据部门经理安排，帮助另一家串标单位制作标书，并参与现场投标。公安机关以串通投标罪对林某立案侦查，侦查阶段林某被刑事拘留。
- 辩护策略与过程：
- 侦查阶段——定性+取保双管齐下： 辩护团队介入后，迅速提交了《关于林某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书》，聚焦单位犯罪属性与林某非决策人员两点。意见指出：(1)本案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串通投标行为系公司经营行为，非林某个人行为；(2)在本案的单位犯罪框架下，林某系入职仅一年的基层员工，对串通行为无决策权，仅根据经理指示执行事务性工作，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第30日“黄金救援期”内，检察院采纳辩护意见，对林某作出不批捕决定。
- 审查起诉阶段——精细化责任阶梯构建： 辩护团队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交了详尽的《不起诉辩护意见书》，核心策略包括：(1)构建人员责任阶梯模型，将涉案人员分为“决策层（老板/管理层）—执行层（项目经理）—辅助层（基层员工）”，将林某归入第三级，建议不予起诉；(2)提交辅助证据——林某在校期间的技术专利、案涉设备运行良好证明等，佐证其主观恶性小、品质良好；(3)多次与承办检察官面谈沟通，从“扩大追责范围可能对涉案企业的冲击”角度进行说理；(4)引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及同地区同类案件的处理先例。
- 最终结果： 经上报市级人民检察院审批，区人民检察院对林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 案例价值： 本案是“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而非法院判决无罪的典型案例，但代表了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罪“分流处理”的趋势——对组织者、主要获利者提起公诉，对被动参与、作用轻微的基层员工作出不起诉处理。其核心启示在于：(1)在政策环境下仍可通过精细化责任划分实现不起诉，证明“有罪必究”正在向“轻轻重重”转变；(2)辩护律师应主动构建“责任阶梯模型”供检察机关参考，而非被动等待定性；(3)当事人“大学生”“初入职场”的身份特征可作为“主观恶性小”的佐证；(4)审查起诉阶段的面谈沟通效果远超书面意见。
（四）无罪路径四：实质损害之辩——无损害后果或情节显著轻微
典型案例6：肖某某串通投标案——“非直接责任人员”出罪案
- 案号： 道检公诉刑不诉〔2018〕91号
- 案情概要： 肖某某系某单位员工，在该单位涉嫌串通投标案中，肖某某并未直接参与串通投标行为的决策与执行，仅从事辅助性、事务性工作。
- 不起诉理由： 检察机关依法认定本案系单位犯罪，肖某某没有直接负责串通投标犯罪行为，也不是直接责任人员，不构成犯罪。
- 案例价值： 在单位犯罪中，并非所有员工都应承担刑事责任。辩护律师应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单位犯罪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作用的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若仅从事辅助性、劳务性工作，且对串通行为不知情或未参与决策，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案例7：韩某某串通投标案——“未实际提交标书”不构罪
- 案号： 景检公诉刑不诉〔2020〕11号
- 案情概要： 韩某某对某招标项目进行了报名，但在实际提交标书前被他人劝阻退出竞标。公诉机关以其参与“围标”为由移送审查起诉。
- 不起诉理由： 检察机关认为，串通投标罪的实行行为是“串通投标报价”。韩某某没有实际提交标书，未走完投标报价的完整流程，故不存在串通投标报价的客观行为。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不构成犯罪。
- 案例价值： 本案确立了犯罪“着手”与“预备”的界限。在串通投标罪中，“提交标书”是实行行为的起点。仅有报名、购买招标文件、协商等预备行为，但最终未实际提交标书的，不应认定为犯罪实行行为。这是“情节显著轻微”条款适用的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8：生某某串通投标案——“放弃投标”不构罪
- 案号： 宁浦检诉刑不诉〔2018〕96号
- 案情概要： 生某某为获得低价承租房的承诺，报名参与投标。在与其他投标人协商后，生某某未缴纳投标保证金，放弃投标。中标结果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 不起诉理由： 检察机关从主体资格和损害结果两个层面认定无罪：
- 主体资格层面： 生某某非投标人——未缴纳保证金、未完成投标程序，不符合《招标投标法》对“投标人”的定义。
- 损害结果层面： 其行为未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利益——其他投标人并未因生某某的退出而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 结论： 不构成犯罪。
- 案例价值： 本案确立了“放弃投标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规则。在投标截止前主动放弃投标的行为，不应被事后追溯为“串通投标”的组成部分。这一规则的核心逻辑在于：共同犯罪的成立，要求各行为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行为。放弃投标的行为表明行为人已退出犯罪，不应再对后续的中标结果承担责任。
（五）无罪路径五：证据之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典型案例9：陈文辉串通投标案——“孤证不能定罪”原则的适用
- 案号： （2018）湘1224刑初65号
- 案情概要： 陈文辉挂靠四家公司参与某排涝工程招投标。公诉机关指控陈文辉要求四家公司“以投标控制价为基础下浮不超过两个点”报价，构成串通投标罪。四家投标公司负责人的证言称陈文辉对报价没有作要求，或者记不清了。
- 争议焦点： 仅有被告人供述（且在侦查阶段作出后翻供），无其他证据印证，能否定罪？
- 裁判观点： 法院对案件证据进行了全面审查，最终认定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 证据审查一：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 陈文辉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虽承认对投标报价提出要求，但其后翻供，且该供述与四家投标公司负责人的证言及实际报价情况明显不符。
- 证据审查二：印证规则的应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中，该事实“只有被告人陈文辉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予确认。
- 证据审查三：串通投标法定情形的对照。 法院进一步指出，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串通投标有明确的法定情形。陈文辉的行为——挂靠四家公司、各自独立制作标书、单独报价——不符合任何一种法定串通投标情形。
- 结论： 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陈文辉不构成串通投标罪。
- 案例价值： 本案是串通投标罪中“证据裁判规则”的经典判例，确立了三条重要规则：(1) 孤证不能定罪——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能认定犯罪事实；(2) 应严格对照法定情形——应逐一比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列举的十一种具体情形，避免“主观归罪”；(3) 挂靠不等于串通——单纯挂靠多家公司、各自独立报价的行为，不构成串通投标。
典型案例10：魏某某串通投标案——“围标”但未“串通报价”，不构罪
- 案号： 宁检公诉刑不诉〔2021〕24号
- 案情概要： 魏某某联系19家公司参与某市政项目投标，无论哪家公司中标，实际中标人均为魏某某。该项目采用“要约价招标”模式——招标人预先设定固定要约价，投标人只需按要约价报价，不需自行测算报价。魏某某控制的19家公司均按固定要约价提交了标书。
- 争议焦点： 在“要约价招标”模式下，“围标”（控制多家公司参与投标）但未“串通报价”（因不存在报价协商空间），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
- 不起诉理由： 检察机关从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出发进行深入分析：
- 行为要件的严格解释： 串通投标罪的核心行为是“串通投标报价”。在要约价招标中，招标人已预先设定固定价格，投标人无需报价，也没有报价协商的空间。
- 魏某某的行为定性： 魏某某的行为虽侵害了其他投标人的正当竞争权益，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属于行政违法，应由《招标投标法》予以规制（取消投标资格、罚款等）。但因其没有串通投标报价的行为，不符合串通投标罪的客观要件。
- “情节显著轻微”的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检察机关认定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 案例价值： 本案对“串通投标报价”进行了限缩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合理定价评审抽取法、要约价招标、摇号招标等无需报价的招标模式中，行为人虽然控制了多家公司参与投标（围标），但因未涉及“报价”的串通，不应以串通投标罪论处。这一裁判逻辑对工程建设领域的“摇号招标”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提醒辩护律师在接手案件时，首先审查招标模式是否涉及“投标报价”。
四、串通投标罪无罪辩护的“五维递进式”策略体系
基于上述十篇典型案例的分析，结合2024-2026年最新的司法动态——包括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深化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全面推行，以及串通投标罪“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实践反思——本文构建“五维递进式”无罪辩护策略体系。该体系的逻辑在于：从形式到实质、从程序到实体、从定性到定量，逐层推进，任一维度成立即可实现出罪。
第一维：程序/行为性质之辩——“此”非“彼”
核心逻辑： 串通投标罪的适用前提是存在合法有效的“招标投标”法律关系。若涉案行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招投标”，则本罪的构成要件前提即不存在。
具体策略：
- 区分“招投标”与“拍卖/挂牌出让”： 审查案件卷宗材料，确定涉案交易方式的法律定性。若属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国有资产拍卖、询比价采购、竞争性谈判等非招投标方式，应主张“串通拍卖/挂牌不构成串通投标罪”。引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90号指导性案例及《招标投标法》第二条，明确适用范围。辩护律师在接手案件之初，应将交易方式审查作为第一步，这往往是“一招致胜”的捷径。
- 审查招投标程序的完整性： 核查招标是否具备法定条件（资金落实、手续齐全）、招标代理机构是否具有资质、是否发出中标通知书等。若存在未发出中标通知书、招标代理机构已注销、工程未满足招标条件等严重程序瑕疵，应主张“程序严重违法→招投标关系不成立→串通投标罪前提不存在→无罪”。援引谭立新案（（2016）辽14刑终234号）、周正文案（（2017）湘0111刑初682号）的裁判规则。
- 区分“内定工程”与“串通投标”： 查明工程是否系“未招先干”或在招标前已内定施工方，招标仅为“走过场”。此时应主张：该行为属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合同关系，而非刑法意义上的串通投标。串通投标罪所保护的“公平竞争秩序”法益，在“内定”情形下并不存在——因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 审查招标模式是否涉及“投标报价”： 若项目采用要约价招标、合理定价评审抽取法、摇号招标等无需报价的模式，应主张：串通投标罪的核心行为是“串通投标报价”，不存在报价协商空间的情形下，不应以本罪论处。援引魏某某案（宁检公诉刑不诉〔2021〕24号）的不起诉理由。
第二维：主体资格之辩——“人”不对
核心逻辑： 串通投标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投标人与招标人。行为人若不具有该身份，或因单位意志与个人行为分离而不符合主体要件，则不构成本罪。
具体策略：
- 自然人主体审查： 当事人是否属于《招标投标法》意义上的“投标人”或“招标人”？审查要点：(1)是否响应了招标公告？(2)是否购买了招标文件？(3)是否实际提交了标书？(4)是否参与了开标、评标、中标环节？若其仅为招标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标专家、提供劳务的员工，或仅系挂靠关系的被挂靠方且未参与具体投标行为，均可主张不适格。
- 单位犯罪排除： 审查串通投标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根据《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必须同时满足三个要件：(1)单位意志——是否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由负责人员决定；(2)单位名义——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3)利益归属——违法所得是否归单位所有。若系员工个人行为，未经单位决策程序、违法所得未归单位、单位不知情，应主张“单位不构成犯罪”，个人亦不宜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追诉。
- “挂靠”情形下的责任切割： 对于出借资质但未参与串通投标策划、决策的被挂靠单位，应主张其不具有犯罪故意，不构成共犯。同时，对于被挂靠单位中仅负责技术性、事务性工作（如盖章、提供资质证书）的人员，若其对串通投标行为不知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 构建“责任阶梯模型”： 将涉案人员按参与程度分为“决策层—执行层—辅助层”，辅助层员工（如林某案）应争取不起诉。该模型的核心变量包括：是否为决策发起者？是否掌握资金？是否直接获利？参与决策程度？作用越小，不起诉的可能性越大。
第三维：主观故意之辩——“心”不正
核心逻辑： 串通投标罪要求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损害他人利益仍决意为之。若当事人无“串通”的意思联络，或系被胁迫、被蒙蔽参与，则缺乏主观故意。
具体策略：
- 审查有无共同犯意联络： 梳理在案证据中是否存在证明“共谋”的客观证据——会议纪要、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通话录音、资金往来等。若仅有投标单位之间存在表面关联（如同步报名、注册地相同、联系人相似等），而无“协商报价”的直接证据，应主张证据不足。串通投标罪要求“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联络，单纯的“心照不宣”不能推定故意。
- 主张“受指示”的抗辩： 对于刚入职的员工、基层经办人员，若系受上级领导指示参与投标文件的制作、递交等事务性工作，但对“串通”不知情、未参与决策，应主张其无犯罪故意。引用单位犯罪中“非直接责任人员”的出罪逻辑。
- 审查当事人的职务层级与参与深度： 通过构建“责任阶梯模型”（如前所述），将当事人定位于决策层、执行层、辅助层的相应层级，论证其在共同犯罪中未起决定性作用，参与程度较低，主观恶性较小。
- 对比《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法定情形：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列举了五种串通投标情形（协商报价、约定中标、部分退出、轮流中标、其他联合行动），第四十条列举了六种“视为”串通投标情形（文件异常一致、报价呈规律性差异、文件混装、人员交叉、同一账户、其他联合行动）。辩护律师应逐一比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落入上述情形。若不落入，应主张不构成“串通”。
第四维：危害后果之辩——“害”不达
核心逻辑： 串通投标罪是“结果犯”与“情节犯”的复合体——不仅要有串通行为，还需满足“损害后果”+“情节严重”的双重要件。辩护律师应逐项核对控方证据是否满足《立案追诉标准（二）》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任一项标准。
具体策略：
- 攻击“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 审查招标项目的实际履行情况——若项目已保质保量完成，且招标方未提出异议，应主张“未给招标人造成实际损失”。如谭立新案中，工程已竣工投入使用且质量合格，法院即认定不存在损害后果。同时，审查损失计算的方法是否科学——直接经济损失应限于“因串通投标行为直接导致的额外支出”，不应将项目正常履行成本计入损失。
- 质疑“违法所得”的计算依据： 违法所得应限于“因串通投标行为直接获取的非法利益”。正常履行合同获得的工程利润，不应全部计入违法所得。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将全部中标项目金额认定为“违法所得”，这显然是错误的。辩护律师应区分“中标金额”与“违法所得”——中标金额是项目合同总价，违法所得是被告人实际获取的不法利益。
- 审查“中标金额”的归责： 200万元的中标金额标准并不意味着所有中标金额达标的案件都自动入罪。若招标程序本身存在重大瑕疵（如“内定”工程），中标金额的归属就存在争议——该中标并非串通投标行为的结果，而是招标前已确定的安排。
- 主张“情节显著轻微”： 即使形式上满足立案标准，若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参与程度、获利数额、实际损害后果等因素，可主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出罪。韩某某案（未实际提交标书）、生某某案（放弃投标）、魏某某案（围标但未串通报价）均属此列。
- 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 借用资质、陪标等行为虽然违反《招标投标法》，可处以罚款、取消投标资格等行政处罚，但若未造成实际损害后果、情节较轻，不宜上升为刑事追诉。这是“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要求——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应保持合理梯度。
第五维：证据之辩——“证”不足
核心逻辑： 无论实体法层面的论证多么充分，若控方证据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则应坚持“疑罪从无”。这是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证据裁判原则。
具体策略：
- “孤证不能定罪”原则的适用： 若指控核心事实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同案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电子数据等予以印证，应主张证据不足。陈文辉案即为典型——仅被告人承认“串通报价”，但与证人证言及实际报价情况不符，法院不予认定。辩护律师应主动查找证据链中的“孤证”环节。
- 严格对照法定情形： 串通投标行为的认定，应严格参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五种串通投标情形）与第四十条（六种“视为”串通投标情形）的具体规定。若被告人的行为与上述十一种情形均不符，应主张不构成“串通”。陈文辉案中，挂靠多家公司、各自独立制作标书、单独报价的行为，即被认定“不符合任何一种串通投标情形”。
- 审查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合法性： 网络招投标案件中，电子数据（投标IP地址、文件制作机器码、MAC地址等）是核心证据。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若提取程序不规范（如未进行哈希值校验、未全程录像、未见证人在场）、数据存在被篡改可能，应申请排除或降低其证明力。
- 挖掘证据矛盾： 比对同案人供述与证人证言、书证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若关键证据之间存在实质性冲突（如A说协商了报价，B说没有协商报价；标书制作时间与指控时间不符），应主张事实不清，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 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若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存在程序违法（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超期羁押、违法搜查扣押），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申请排除相关言词证据或书证。非法证据排除后，若剩余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应主张无罪。
五、辩护策略的整体优化与实务建议
（一）辩护策略的分阶段推进
结合2024-2026年串通投标罪无罪辩护的实践经验，辩护策略应根据诉讼阶段进行差异化调整。下表系统梳理了各阶段的核心目标、行动要点及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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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阶段（“黄金37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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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起诉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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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阶段（一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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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阶段（二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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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规不起诉的路径探索
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全面推开的背景下，串通投标罪已被纳入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涉案企业若符合以下条件，可积极申请合规整改：(1)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实际损失或损失已弥补；(2)企业具有发展前景，对当地就业、税收有贡献；(3)企业具有整改意愿，愿意建立合规体系并接受监督；(4)企业主要负责人认罪认罚。
合规不起诉的实操流程：
- 申请阶段： 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合规整改申请，说明企业基本情况、涉案情节、整改意愿及整改计划。
- 考察阶段： 检察机关委托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组织专业人员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行考察评估。考察期限一般为3-6个月。
- 验收阶段： 评估合格后，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
实操案例： 启东市检察院办理的A公司等11家企业串通投标案即为典型——检察机关对11家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对组织者陈某等6人提起公诉，体现了“轻轻重重”的分类处置思路。辩护律师在办案中应主动向检察机关推介合规不起诉这一选项。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审慎适用
对于证据确实充分、难以做无罪辩护的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量刑辩护的可行路径。但需注意：若当事人坚持无罪，而案件存在“情节显著轻微”或“证据不足”的出罪空间，不宜为了追求“从宽”而轻易认罪——一旦认罪认罚，将丧失无罪辩护的机会。
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的权衡模型：
- “漏斗形”筛选： 第一步——是否属于拍卖/挂牌？若是，坚持无罪；第二步——招投标程序是否严重违法？若是，坚持无罪；第三步——是否为“内定工程”？若是，坚持无罪；第四步——是否达到“情节严重”？若否，主张情节显著轻微；第五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若否，主张证据不足。仅有当上述五个问题均得出否定答案——案件确属典型串通投标且证据扎实，才考虑认罪认罚。
- 认罪认罚的时机： 越早认罪，从宽幅度越大。侦查阶段认罪一般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审查起诉阶段认罪减少20%以下，审判阶段认罪减少10%以下。
（四）证据审查的“五维度”矩阵
串通投标案涉及多种证据类型，辩护律师应建立“五维度”审查矩阵，确保无遗漏：
- 投标文件： 审查是否有独立制作的过程记录（如Word文档创建时间、修改人信息）；是否存在异常一致（错误类型、排版格式、文字表述）；是否使用同一台电脑制作（对比文件属性中的“最后保存者”“创建时间”）。
- IP地址与MAC地址： 电子招标案件中，审查投标文件上传的IP地址是否相同；电脑MAC地址是否相同；是否使用了代理服务器或VPN（可能影响IP地址认定）。
- 通讯记录： 审查行为人之间在投标期间的通讯记录（微信、短信、通话）是否存在“协商报价”的内容；是否存在删除记录的情形。
- 资金往来： 审查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异常的银行转账记录；资金往来时间与投标时间的关系。
- 言词证据： 审查同案人供述与证人证言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否存在诱供、指供的情形；讯问笔录是否与同步录音录像一致。
六、结论
串通投标罪的无罪辩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辩护律师既要有深厚的刑法理论功底，能够精准解构“串通投标报价”“情节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等构成要件要素；又要有敏锐的证据审查能力，善于从招投标程序瑕疵、证据链断裂等细节中发现辩护突破口；还要有与时俱进的制度意识，能够灵活运用认罪认罚、合规不起诉等刑事政策工具。
本文通过对十篇无罪/不起诉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揭示了串通投标罪无罪裁判的核心逻辑：程序优先审查、主体严格界定、实质损害衡量、意思联络查证、证据链条审查，这五个维度构成了串通投标罪无罪辩护的完整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及本文梳理的判例表明，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串通投标行为的刑事追诉正趋于分化——“轻轻重重”的分类处置思路日益明确：对于组织者、主要获利者、使用威胁/欺骗手段者从严惩处；对于被动参与、情节轻微、作用辅助者依法从宽（不起诉或缓刑）；对于程序严重违法、“串通拍卖”等不构罪的情形，坚决宣告无罪。
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把握以下核心要点：
- 第一，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区分“串通投标”与“串通拍卖”“挂牌出让”等不同交易方式，不盲目接受“扩大化”指控；
- 第二，坚持程序优先审查，招标程序的合法性是入罪的前提条件——一个本身不合法的“招标”，不能成为串通投标罪的适用基础；
- 第三，坚持实质损害判断，没有实际损害后果的不应轻易入罪，做到“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的统一”；
- 第四，坚持证据裁判规则，孤证不能定罪，事实不清应疑罪从无，严格对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法定情形；
- 第五，善用合规不起诉等刑事政策工具，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最优结果。
在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持续推进、刑事政策与司法实践不断演变的背景下，辩护律师唯有保持对法律条文的精准理解、对司法动态的敏锐把握、对证据细节的严谨审查，方能在“于迷雾中穿行”时，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程度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正），第二条、第四十五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2015年修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八条。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22〕12号），第六十八条。
-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年修订），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90号指导性案例。
-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法惩治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2025年5月。
-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惩治串通招投标犯罪典型案例》，2024年5月。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2021年6月。
- 谭立新串通投标案二审刑事判决书，（2016）辽14刑终234号。
- 周正文串通投标案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湘0111刑初682号。
- 郑裕雪、郑裕浪等敲诈勒索案（串通拍卖部分）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浙0327刑初187号。
- 陈文辉行贿、串通投标案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湘1224刑初65号。
- 某石化公司、帅济平串通投标案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赣0403刑初569号。
- 河北省涿州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串通投标案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冀1081刑初449号。
- 肖某某串通投标案不起诉决定书，道检公诉刑不诉〔2018〕91号。
- 韩某某串通投标案不起诉决定书，景检公诉刑不诉〔2020〕11号。
- 生某某串通投标案不起诉决定书，宁浦检诉刑不诉〔2018〕96号。
- 魏某某串通投标案不起诉决定书，宁检公诉刑不诉〔2021〕24号。
- 林某串通投标案（2025年不起诉案例），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代理。
- 王显峰、赵倩：《于迷雾中穿行：四起无罪案例的辩护经验分享》，载“大成辩护人”公众号，2026年1月。
- 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中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
- 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
- 周光权：《刑法各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刘铭然律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国家企业合规师（高级），作为具有央企、司法行政机关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执业律师，自进入法律行业以来，战斗在实战第一线，多次参与承办疑难复杂案件，擅长刑民交叉法律业务，重大商事争议解决，重大建设工程裁判、疑难复杂劳动争议解决，具有大量业绩和成功案例。
